国家第一要务，讨论来讨论去就是充裕财政；

而充裕财政就要开辟新财路；

开辟新财路就只能从有产者这里取利；

而要从有产者这里取利，就不该强取豪夺，更不能自己执法犯法，那是真的毁弃根本，而是应该用合法合理的手段夺取有产者最大、最快捷，却也最无耻的经济收入手段，以利出一孔的基本理念，纳为国政，让国家来赚这个钱；

这个生意，或者说聚敛手段，只能是高利贷，那么想要快速、大量拓宽财政，就应该是让国家来取代这些有产者占据高利贷市场。

而当时说到这个地步，赵玖和几位宰执立即就意识到了……自古以来就是那些套路，人王安石想的比他们早好几十年。

于是，讨论立即又演变成了对《青苗法》的讨论。

但是，还是那句话，《青苗法》作为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一部分人，也就是赵官家一开始的时候了，还有张浚，跟眼前的陈康伯一样，坚持认为，《青苗法》的失败是触及到了有产者的核心利益，引来了有产者和旧党的联盟，所以失败是纯粹**上的失败。

眼下未必不能施行。

而与此同时，几乎每个老成的务实官员都对此持坚决反对态度……吕好问、赵鼎、刘汲、李光，甚至包括如今职责在军事多些却又有着丰富地方执政经验的陈规，都坚决而明确的表达了态度，那就是《青苗法》的失败，跟法规本身是有直接关系。

《青苗法》本身就是不行的。

问题出在哪里呢？

道理越辩越明，在争论了许多次，做了许多笔记后，此时的赵玖早已经想明白了关键所在，并且渐渐改变了态度，然后与几位宰执在大略上达成了共识，或者大家说相互说服了对方——问题其实在于官僚体系。

而官僚体系与《青苗法》的失败关系又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

首先，是皇权不下乡，作为皇权的延伸，执行法律的官僚体系真要是依法依规的话，是无法在乡间跟这些有产阶级对抗的，老百姓也更信任和服从这些寺庙、地主，而即便是在市井中，基层官吏也很难与经营多年的豪商抗衡。

从这个角度来说，确系是反动势力太过强大。

然而与此同时，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与寺观、地主、豪商相比，官僚末梢，或者说基层官吏恐怕才是这个时代最反动的一群人！

且不说什么一定要收现钱、可着三成的上限放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