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情况，最终使得福建路的新政改革产生了一个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导向——问题不在于形势户如何对抗国家，也不在于什么官府公阁产生矛盾激烈矛盾，而且也没有几个真造反的，问题在于地方和地方之间因为检地、土断问题而产生了巨大的地域矛盾。

且说，检地和土断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公平分配税额。

然而，当检地和土断的结果依照着地域与原来的总额度比较，产生了必不可少的差额时，那些或多或少的差额，再配合着永不加赋导致的总额不变，就导致了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

变少了的，自然是觉得自己之前几百年都多交了，变多了的，自然也会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结果就是，州府和州府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城市和城市之间，乡村和乡村之间，往往会因为几百贯、几十贯，乃至于几贯、几文的税额分配产生激烈争执。

而这种争执，在州府一层和城市之间还能得到调解分配，或者说是还能用文书来说话，还能听上级的独断。但是，随着上层、中层渐渐抹平，差额下放到了基层，尤其抵达村社一级的时候，却因为大规模械斗的出现忽然失控。

这当然是极度严重的问题，其破坏力根本就不亚于之前隔壁江西造反，但偏偏面对这种情况，上下一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应对……首先大家只是内部争斗，又不是真扯旗造反对抗大宋，甚至连县城都没碰，总不能说直接把郭仲荀跟杨沂中的部队调过去镇压吧？

可若说只算恶性案件，让地方官府下去审理便可，怕是也不行……因为，这种基层械斗，一则混乱二则包庇，哪来的案情和人犯？而且就县衙那几个官差在村社那几百上千持械青壮面前到底算个屁啊？有什么执行力？

于是乎，眼睁睁的，上上下下便看到福建路因为这个事情陷入到了一种怪异的整体混乱之中。

一时间，便是之前还因为两淮的服从、江西的快刀斩乱麻而自得的赵官家，也在凤凰山上傻了眼，只能匆匆按照李纲的建议，一面派出许景衡、刘大中、范宗尹、梅栎等人为首的‘代天子调查团’去福建各处和稀泥，一面匆匆要求各处的福建籍官吏……离得近的直接回福建维稳，离得远的，也要赶紧写信回去疏导。

但是说句实话，这个时候，这位官家就已经察觉到不妙了，因为他大约是能看出来的，那就是福建路的问题，非但是最出乎意料的，也是实际上最严重的和最困难的。因为一来它的规模是远超想象的，几乎整个福建基层都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