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分掉所需要的钱，剩余的再上交中央，久而久之，地方衙门难免擅自挪用，不过后来也出台了不少制度加以遏制，局面能够维持，直到仁宗朝天灾外加西夏战争到来，财政问题才彻底爆发开来。

庆历新政的改革思路是节流，朝廷选择让权给地方州县，宁愿中央财政赤字，也不过分从地方争利，乃是遵从孟子的“民本”思想。

而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思路是开源，他认为与其把资源白白分散在地方，还不如全部集中到朝廷，凭借朝廷的权威投入到革新之中，用后世比较熟悉的话语，就是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全社会财富总值的增加。

这种思路十分积极进取，但理想与现实终归是不一样的，由于王安石变法具体的改变，是从原来的总量分配，变为税权分配，中央朝廷对于财政的控制力度无疑大幅度增加，地方财政则日益困窘，无形中降低了施政的容错率。

而神宗拿到了巨额财富，顿时可以大展拳脚，反倒觉得优势在我，浪了起来，最后其实就变成了与民争利，涌现出吴居厚那一批“掊克之臣”，百姓恨之入骨，神宗十分信赖，关键是对外战争所获得的红利，也没能弥补对内国力的透支。

所以总结一下，节流的思路，是上限低，但下限高，只要做好了，至少能维持太平，老百姓不见得活得好，但能活得下去。

而开源的思路，上限无疑很高，若是操作得当，那就是盛世强国，老百姓在盛世下，日子无疑会舒服许多，但下限会很低，风险与利益并存，稍有不慎，国家就会玩脱，民间也会苦不堪言。

王安石变法，其实是属于差点玩脱的，当然其中因素很多，不能单单以结果评价高下。

而有了这些前车之鉴做出对比，再结合目前手下文治的稀缺阵容，李彦所选择的，是与民生息的“民本”思路，老套的节流。

没办法，凡事都要一步步来，先让之前被战乱肆虐的百姓过上稳定的生活，再考虑日子是不是能过得更好。

至于发展生产力，实现全社会财富总值的增加，等到夺取天下，全国安定后再开始，不用迫不及待地从造反时期施行。

当然，有些事情却不能拖到那个时候，得趁机做。

比如每每改朝换代，有一个名正言顺的“开源”办法——

“总教头有言，斗恶霸，治豪强！”

“河北百姓遭受辽人和田虎祸乱，本就生活困苦，这狗官居然还能将明年的赋税，都给收上来不少，各州县有哪些地主大户在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