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政策，即估算需要花多少钱，然后设定一个目标值，依照这个值来收取赋税。天下诸镇基本也是这个路数，去年打了两场仗，缴获实在太多，邵树德便没收太重的税，让百姓大大地喘了口气，不再处于严重饥饿状态了，甚至还有余力买牲畜回去饲养。

之所以如此作为，是因为此时的税收体系非常粗陋。没有互联网，没有大数据，基本就是军头想要多少，然后幕府大致估算下各州的富裕程度，定个数额，各州再层层摊派下去。过程怎么样，军头不管，他只要钱。

邵树德怕收得狠了，会逼死那些家里丁口少、田亩少的百姓。毕竟国朝的官制是有很大缺陷的，官吏数量也太少，与宋朝那发达的官僚体系和庞大的规模完全不好比，收税太依赖地方了。

特别是藩镇割据以后，州县官职被幕府大量占用，几乎处于停摆状态，但幕府才几个人？军头们收税，可不就只能依靠武力，向地方摊派么？这个过程，必然是不平均的，地方乡绅、宗族上下其手，一个不好，就会逼死不少人，或者逼着他们流亡，税基流失。

夏、绥、银三州，是自己的根基，要小心呵护，不能涸泽而渔。这几年间，三州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倍，有关中移民、有军士家属、有草原妇孺俘虏、有编户齐民的党项小部落、有外州陆陆续续迁过来的人，三州十二县的户口黄册大体上还是靠谱的，毕竟都是新录入的户口，隐户其实很少。也正因为如此，收税效率其实已经不低了，不可再过多压榨。

三州十二县共计收得两税粮豆61.22万斛、绢14.42万匹、钱2.82万缗。此外，还有今年刚刚有起色的贸易榷税近六千缗，军属农场收租18.22万斛，卖军马收入折合钱约9.8万缗。

这个正税（不算杂捐），其实是低于此时全国平均水平的。如果按照夏绥粮价折合成钱的话，户均八缗有余，而建中元年全国平均就已经十余缗了，此时过去百年，只会更高。

当然晚唐不是最高的，后梁比晚唐更高。而后梁还是五代里最低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一代比一代高。而到了北宋，农民人均负担更是在晚唐五代赋税最重的后周的基础上再大幅度增加，不知道百姓怎么活下来的。

定难军衙军、州兵一年粮赐60多万斛，战死或伤残军士抚恤两万多斛，在营军士粮食日常消耗二十余万斛，三者相加，一年就是九十多万斛，更别说还有钱帛赏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