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

“陛下，一应书籍皆已运回。”站在他面前的是史官韦说，原太子宾客，因屡进谗言，为皇后所恶，打发到了西京史馆，负责编撰史书——老实说，太子还是厚道的，这个结局不错了。

“南诏藏书多吗？”邵树德问道。

“不多。”韦说答道：“南诏无文字，精通汉文者固有，但多为朝堂大员，没太多工夫编史。臣等找寻了一些被记录下来的君臣问对，编纂了这份《南诏实录》。”

“契丹、渤海呢？”

“契丹更少，只有一些神神道道的用回鹘语、汉文写下的东西，前后矛盾，错漏百出。臣等通读数遍，再推理印证，写了一些。后又访寻契丹降人，记录其族中故老传说，勘误之后，定为《契丹可汗志》。大致也只能到这种程度了。”

邵树德了然。

把契丹历代可汗的世系、生卒年、子女情况以及他在位期间所做的事情完善起来，已经是能做到的极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