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主要是对番僧的宽容。”

“陛下即位之初，下令对前朝的‘传升’‘乞升’藏僧尽行查革，押发两广烟瘴之地充军，虽然禁绝不了番僧大批入贡，但京内番僧数目明显变少。”

“陶仲文成为天师后，则对这些番僧颇为宽容，对本地僧侣十分苛责，原本我们没有多想，只以为是分化治理之策，如今看来，怕是另有图谋……”

李彦又问：“如今京城的番僧，聚集在何处？”

朱仲道：“城外的大慈恩寺。”

李彦皱眉：“倒是唐朝的皇家寺院同名，被番僧所居，实在是玷污了寺名……”

提到大慈恩寺，最先想到自然是长安的那座，李治为了对长孙皇后敬孝所建，后来玄奘法师也在寺内开创唯识宗一脉。

如今的这座，则是北京的大慈恩寺，历史上被嘉靖拆得“寸椽片瓦不存”，全数换钱了。

嘉靖的抑制佛教，后世总结的原因有三点：第一是这位大明天子本身崇信道教，年轻时就得道人调养身体，笃信道教的修身养性之法，反观佛教内部芜滥，白莲教盛行，当然有了喜恶偏向；

第二则是历朝多崇信佛教，尤其是正德时期，太监诱引皇帝崇信藏僧，恶事屡见不鲜，嘉靖引以为鉴；

第三则是嘉靖中后期财政危机严重，实在养不起规模庞大的僧人。

后面两点也能合而为一，佛教开支太大，正德年间，单单是居留在京城的番僧人数，就多达数万人，都是由内库拔银供养，这些僧人还是吃荤的，酒、肉类的饮食补贴，则由光禄寺供给，“一天至有来领二次三次者”，正德对于金钱没有概念，可了劲的花，嘉靖却不容许他的钱被这样糟蹋。

所以个人喜恶是一方面，从经济的角度上看，道教确实比佛教省钱，作何选择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番僧居然还能在京师公然聚集，李彦想了想，对着朱四道：“你先带人，去大慈恩寺内探一探情况，我们随后就到。”

“是！”

朱四立刻带队，往城郊而去，李彦则带着朱仲，朝天师府而去。

由于陶仲文是被秘密逮捕，至今还没有公布朝野，天师府的抄家也没有大巷旗鼓，前两日还能听到一些哭声，今天已然变得极为安静。

陶仲文两个没有修行天赋的儿子和其家卷，被驱赶到了几间屋子住下，锦衣卫则在四处搜寻罪证和线索，分门别类整理出来了许多。

于是乎，朱仲入内后，很快命人抬着一口箱子出来